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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最初的名称是“吴瑞协会”，成立至今已有11年的历史了。在这一段时间内，华人生物学研究人员特别是在美国的数量，迅速增加。过去10年中，尽管协会在中国的研究和教育事业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然而，在科学政策的咨询和科研体制的建设中，我们海外成员强大的力量尚未充分体现出来。与中国的其他专业组织相比，在为中国政府各机构作政策建议时，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超党派”立场即使不能够全部消除，也应该能够最低程度地降低由于其自身利益所引起的冲突。因此，在中国发展进入快轨道的这个历史性时刻，更加迫切地需要协会成员在中国能够更多地大声说话。

　　我在清华的科研正在稳步超越从前。在回国之前，我内心深处最大的担忧是清华学生的表现是否及得上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水平。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2006年底，我白手起家开始在清华建实验室，2007年4月，我的实验室全面运行：我们做了第一个PCR实验，跑了第一块蛋白SDS-PAGE2007年，我在清华用了6个月的时间训练第一批学生和技术员。2008年2月，我全职回到清华，用了近10个月的时间训练他们。如今，十数名学生已经成长为成熟、练达的科研人员，能够进行关键的实验设计和分析。令我宽慰和满意的是，2009年，我在清华实验室的实验成果超过了我2006年在普林斯顿时的尖峰时期，包括3个在膜蛋白方面的研究成果（2篇论文被《自然》杂志发表或接受，1篇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重要发现。

　　无论多么忙碌，我一直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至少将一半的时间在实验室。任何其他的成就都不能取代我对研究的兴趣和在实验室享受到的快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拒绝了绝大多数行政会议、论文评审和公众活动，并将自己的睡眼时间缩短为平均每天不到6个小时。为了保持白天精力充沛，我恢复了锻炼，同时开始依赖于咖啡提神。尽管我回国以后胃口极好（清华附近就有许多不错的餐馆），但睡眠的减少有效地抑制了体重增加。